邵美君

所以，我们不仅不能回避对西方哲学的学习与参考，而且应该积极、主动地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哲学的相互比较、对话与诠释，最终实现主体性中国哲学的重建。

[[16]] 《新五代史》卷十七，《晋家人传》，第188页，中华书局1974年。总之，北宋理学家们对孔颜乐处的追求和标榜，成为一种十分突出的文化现象。

首先，因质疑权威的君王而导致名教价值观的崩溃。他们在讲到孔颜之乐时，说是因为见其大而忘其小者也[[49]]，强调须反身而诚，而为大乐[[50]]，他们所言的乐是一种天道呈现于自我心中的最高人生境界，这个时候出现乐，是我与天道融为一体的乐，即所谓：乐处即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乐我之心也。[[49]] 周敦颐：《周元公集》，《通书·诚上第二》 [[50]] 《二程集》第17页，中华书局1981年。而道家则更为关注人的情感的真实性，认为只有真实的情感才是来之于人的自然本性，而虚伪的情感则来之于人的外在机心。如果说东汉名士体现出一种群体价值意识的精神，魏晋名士追求的是一种个体价值意识的话，那么，宋明士大夫推崇的圣贤气象，则正是一种群体价值意识与个体价值意识的双重弘扬。

孟武伯见子路等皆孔门高第，故问之。张载《西铭》一直受到各派理学大家的推崇，被认为是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40]的理学名篇，充分表达了儒者的圣贤气象。今人把学问来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10]] 《朱子语类》卷8。[[19]] 可见，《中庸》的工夫论也被纳入到儒学修己治人之术的大框架之中。从子思开始，到程朱对《中庸》的诠释，均使得工夫论意义的中形而上化。[[20]] 而这个被称之为天下之大本、天理的中，其本来意义、思想来源从来就是主体实践活动中所要达到合宜的行为方式或操作技艺，也是孔子所传授、子思在《中庸》一书中表述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孟子始终都举，先要人识心性著落，却下功夫做去。天理拥有对天地自然的主宰性，同样，那包含着天理的人心同样对人文世界具有主宰性。

[[15]] 《朱子语类》卷19。[[17]] 在《朱子语类》卷十九的《论孟纲领》中，有朱熹与其弟子讨论《论语》、《孟子》之纲领的大量言论，这些言论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论语》、《孟子》所讲的工夫论的特色和差异。[[16]] 《朱子语类》卷19。至于其它儒家经典所列的工夫论，均可分别纳入到这个序列、体系之中，朱熹明确说： 《大学》是为学纲领。

这些修身工夫论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规定、涵义，但是，它们亦均可纳入到《大学》的工夫论体系之中。就以最为明清儒家学者所批评的无极太极、理气、心性的空谈，其实均是有强烈的实践诉求的。[[13]] 这样一部为学纲领的书，也就是指导儒家学者生活实践的行程。[[19]] 《朱子语类》卷62。

若不把《大学》做个匡壳子，卒亦未易看得。【2】［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 《朱子语类》卷14。作为修道凝德之大端的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等等。

《中庸章句》一书的工夫论特点更加鲜明。[[7]] 由于儒家所教者不过是修己治人之术，它们来之于人君躬行心得之余，求之于民生日用彝伦之中，因此，学者们在学习儒家经典、倾听圣贤的谆谆告诫之时，必须懂得他们所学的知是来之于行，最终又要归之于行的。古代儒家强调人要随时随地自我提升，在这种‘工夫实践完成之后，才会有对这种‘工夫境界的体认与描述。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然推之理，无有不包，无有不贯，及其充广，可与天地同其广大。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

《七篇》之书，莫非体验、扩充之端。[[6]] 《大学章句·序》。

[[14]] 《朱子语类》卷14。[[13]] 这样一部为学纲领的书，也就是指导儒家学者生活实践的行程。

若不把《大学》做个匡壳子，卒亦未易看得。譬如，天理是纯静的本体，于是，人的实践工夫也应该是持敬以静为主[[9]]。

[[5]] 因此，朱熹认为，后来的儒者在阅读、训释孔、孟留下来的儒家经典时，其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获得一种与经典文献相关的知识，而是要从先圣先贤的实践工夫中获得启示，寻求自我身心实践的方法与手段。[[17]] 在《朱子语类》卷十九的《论孟纲领》中，有朱熹与其弟子讨论《论语》、《孟子》之纲领的大量言论，这些言论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论语》、《孟子》所讲的工夫论的特色和差异。[[19]] 《朱子语类》卷62。主体的人必须在生活实践的过与不及的两端中寻求适度、合宜的行为方式，它被称之为中。

那么，一切有关太极阴阳、理气、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的论述与描绘，均是为了使实践的人在参赞天地化育的过程中获得实践目的、操作程序的理论依据。[[5]] 《朱子语类》卷19。

[[4]] 先秦儒家圣贤们的体认与描述就成为儒家经典的《四书》，它们记录了古代圣贤的修己治人工夫的体认。从子思开始，到程朱对《中庸》的诠释，均使得工夫论意义的中形而上化。

古代儒家强调人要随时随地自我提升，在这种‘工夫实践完成之后，才会有对这种‘工夫境界的体认与描述。【3】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喜玛拉雅基金会，2001。

[[10]] 可见，那表面上十分高远、抽象的天理，却是存在于同样十分浅近、具体的日用工夫之中，是一种可做可行的操作方法、活动程式，道与术应该是一体的。[[20]] 《中庸章句》第一章。[[16]] 《朱子语类》卷19。[[11]] 《大学》是修己治人底规模。

黄俊杰先生认为：所谓‘工夫，就是指这种道德心在具体情境中的展开过程，而不是一种客观而抽象的推理过程，因此，严格地说，古代儒家并没有提出一套作为方法论意义的‘工夫论。作为修道凝德之大端的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等等。

[[18]] 这都体现朱熹集注《论语》、《孟子》的工夫论学术特色。朱熹在《四书》的诠释方法方面反复强调从自家身上理会、从自家身上推究等体验——实践的诠释方法，并将其称之为第一义的方法，就是希望先圣先贤留下的这一套成德工夫能够继续为后来的儒家学者所践履。

《中庸章句》一书的工夫论特点更加鲜明。[[21]] 《中庸章句》第一章。